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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華 對 法律援助署

Judgment Cited in Precedent Map Related
Vincent
Judgment Date03 June 2020
Neutral Citation[2020] HKCFI 933
Year2020
Judgement NumberHCAL781/2019
Subject Matter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roceedings
Court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ong Kong)
HCAL781A/2019 劉華 對 法律援助署

HCAL 781/2019

[2020] HKCFI 93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憲法及行政訴訟2019年第781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劉華
訴
答辯人 法律援助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周家明法庭聆訊
聆訊日期 ： 2020年5月14日
判案書日期 ： 2020年6月3日

判案書

引言

1. 在日期為2019年3月20日的表格 86中，申請人在「尋求濟助所關乎的判決、命令、決定或其他法律程序」的空格上填上：

「法援上訴的周敏慧常務官在2019年3月11日駁回 (申請人的)法律援助上訴的判令」。

2. 在「所尋求的濟助」的空格上，申請人填上：

「履行義務令：命令法援署給予法援證書。禁止使用 [Y醫生]的假報告。

禁止令：禁止法律援助署作出取消我法援證書的命令，禁止使用[C醫生]的虛假專家報告。

移審令：撤銷法律援助上訴周敏慧常務官駁回我上訴的判令。

宣佈令：宣佈以聲明法援上訴周常務官的命令不合法。判我法援上訴得直。」

3. 本席基於下述理由駁回本項司法覆核的申請。

基本事實

高等法院傷亡訴訟案件2016年第669號

4. 申請人 (「劉女士」) 常覺心跳不適，因此看過多名醫生。2012年11月14日她曾接受過養和醫院K醫生為她進行的心臟電生理學驗測手術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study, 下稱「EPS」)。一年後，她向養和醫院資深的L醫生求診。2013年7月24日L醫生替她再做EPS，劉女士聲稱她當時覺得很痛，之後覺得身體衰弱。後來再經驗查，發現心臟有個洞，裂口長達13 毫米。劉女士聲稱接受L醫生手術之前，有不同醫生驗查過她心臟都沒有察覺到這個洞，所以她認為是L醫生手術疏忽，令至她心臟有了個洞。

5. 2016年6月15日，劉女士 (親自行事) 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傷亡訴訟2016年第669號 (下稱「HCPI 669/2016」) ，指稱L醫生在2013年7月24日為她進行EPS過程中疏忽，導致她心房間隔膜出現破裂，向L醫生索償。

6. 2019年7月5日，高等法院余敏奇聆案官頒下命令，剔除劉女士HCPI 669/2016的申索陳述書，同時劉女士對L醫生所提出的訴訟亦予以撤銷。

7. 劉女士就此命令提出上訴，其後高等法院吳美玲法官在2019年10月10日頒下命令，將有關上訴的聆訊無限期押後至本司法覆核申請的結果。

劉女士的法津援助申請

8. 劉女士於2017年4月20日申請法律援助。

9. 在申請法援過程中，劉女士向法援署提供了一封TLL醫生於2017年8月9日撰寫致法援署的信函。TLL醫生在該信函中就劉女士所指稱L醫生的醫療疏忽提出意見，並列舉了心臟科W教授為劉女士於2014年6月12日進行的超聲波心動圖檢査 (echocardiogram) 以作支持。為進行案情方面的審査，法援署與W教授聯絡，就他的超聲波心動圖檢査報告的內容作出提問。W敎授於2017年10月13日及2017年10月27日向法援署回覆並表示，比較過報告和疑似心房間隔缺損 (atrial septal defect，下稱「ASD」) 的大小後，認為可能是撕裂而不是卵圓孔未閉 (patent foramen ovale) (下稱「PFO」)。（原文：‘By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reports and the size of the suspected ASD, it is likely that a tear rather than a patent foramen ovale can be drawn.’)

10. 考慮過W教授的意見後，法援署於2017年12月19日向劉女士發給法律援助證書，同時委派了劉女士所提名的外委律師劉嘉華 (下稱「劉律師」) 代表劉女士繼續辦理HCPI 669/2016一案。

法援署取消劉女士的法律援助證書

11. 法援署從劉律師得知，L醫生的代表律師於2017年11月16日存檔法庭的「被告人的人身傷亡訴訟問卷」中，反對劉女士依賴TLL醫生的信函作為申索方的專家證供，理由是TLL醫生的信函並不是一份專家報告，而他只是一位內科專科醫生，依賴他的意見去評定一名心臟科專科醫生的法律責任及因果關係並不適當。此外，TLL醫生亦在他的日期為2017年8月9日的信函中要求保持匿名及不要在訴訟程序中引用他的名字。 (“For personal reason, I request to keep this letter anonymous. The purpose of this letter is to call for the need for proper investigation. Please do not quote my name in your litigation procedure”)

12. 劉律師亦認同該反對的理據，認為TLL醫生不適合在HCPI 669/2016一案裏擔任專家證人，其信函亦不是一份專家報告。因此，劉律師向L醫生的代表律師建議依賴W教授於2017年10月13日及2017年10月27日向署方所作的回覆所為專家報告。但此建議遭L醫生的代表律師反對，質疑W教授作為專家證人的理由是W教授曾於2014年兩次向劉女士提供收費治療，根據他們列舉的案例，診治醫生作為專家證人會對其獨立性及會否偏袒衍生疑慮。此外，W教授本人亦於2018年l月30日去信劉律師表示未能協助撰寫專家報告及以專家證人身份作證。 (“I am currently heavily committed and apologize for being unable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 to compile an expert report on liability, and testify in Court as expert witness on liability.”)

13. 有見L醫生代表律師的反對及W教授的取態，劉律師唯有向其他醫生索取專家報告。於2018年3月，劉律師取得劉女士的書面同意及法庭的命令，委任瑪嘉烈醫院的心臟科副部門主管及顧問醫生C醫生為HCPI 669/2016撰寫醫療專家報告。

14. 在日期為2018年5月9日的專家報告中，C醫生指出L醫生為劉女士進行EPS時，沒有引致可誘導的、持續的心房心搏過速，也沒有引致雙心房室結功能性不應期的輸導。(原文：“There was no inducible sustained atrial tachycardia. There was also no dual atrioventricular nodal conduction. The sinus nodal function was normal and there was no inducible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The procedure was uneventful.”) C醫生認為，劉女士心臟的情況是先天性的PFO，是正常變異，並非因L醫生提供的治療而造成。C醫生也認為L醫生給予劉女士適當的治療，符合公認的標準。

15. 考慮過C醫生的專家報告後，劉律師認為劉女士可向L醫生成功索償的機會很微，並將其意見向法援署彙報。

16. 法援署亦經考慮C醫生的專家報告及劉律師的法律意見後，認為劉女士已不再有合理理由透過法援去繼續進行HCPI 669/2016向L醫生索償。因此，法援署於2018年5月31日按《法律援助規例》 (第91A章) 第8條，基於劉女士已不再有合理理由繼續接受法援去進行有關法律程序而取消劉女士的法援證書。

法律援助上訴LAA 774/2018

17. 就法援署取消劉女士的法援證書的決定，劉女士提出法援上訴。劉女士認為，C醫生的專家報告是片面、主觀及失實的，她更認為C醫生偏幫L醫生，並以虛假不實的報告去欺騙和誤導法援署，使法援署作出取消她的法律援助證書的錯誤決定。劉女士在該法援上訴中透過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法律義助服務計劃」獲委派兩名大律師代表。兩名大律師於該法援上訴中提出的書面陳詞中，就C醫生的專家報告作出提問及評論。

18. 因應這些提問及評論，原本定於2018年10月22日的上訴聆訊經雙方同意下押後，以就劉女士的代表大律師所提出的提問及評論，向C醫生索取補充專家報告作釐清及補充，讓法援署可評估大律師對C醫生的專家報告作出評論的合理性。

19. C醫生於2018年11月26日提交的補充專家報告中解釋：

(1) ASD是真正心房間隔缺損，多數是先天性但有時是醫源性的。(原文: “[ASD] denotes a true deficiency of the inter-atrial septum... and is mostly congenital and sometimes can be iatrogenic….”) 對比下，PFO是一個先天的情況，出現於百分之25至30的人，可視為正常變異，並無真正心房間隔的缺損。(原文：“In contrast, [PFO] is a congenital condition and occurs in 25-30% individuals.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normal variant. Anatomically, there is no true deficiency in the interatrial septum.”)

(2) 診斷PFO及ASD的標準方法及黃金準則是透過「經食道超聲心動描技術」。(原文：“the reference and gold standard for diagnosing atrial septal defect and patent foramen ovale is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3) 診斷PFO或ASD時，其他驗測方法如「心臟磁共振成象」(cardiac MRI)、「心臟電腦斷層攝影術」(cardiac CT) 比「經食道超聲心動描技術」(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敏感度較低。(原文：“it has been shown that both cardiac MRI and cardiac CT are less sensitive than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in diagnosing patent foramen ovale.”) 而「經胸腔的超聲心動描技術」被次級迴聲所限，只能用作初步診斷。(原文：“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can serve as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and can be limited by suboptimal echogenicity.”)

(4) 若是初步的診斷並不能作出肯定的結論，便需要作出進一步的檢測或偵查, 例如用經食道超聲心動描技術來確定或否定是PFO或ASD。(原文：“In case of uncertainty, further investigations like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has to be performed to confirm or exclude the diagnosis of atrial septal defect or patent foramen ovale.”)

(5) 最重要的考慮資料是2014年10月8日Y醫生向劉女士所作出的經食道超聲心動描技術檢査。該檢査基本上診斷出劉女士患有PFO，並沒有ASD。(原文：“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consideration is therefore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performed by [Dr Y] on October 8 2014. It basically confirmed the presence of a small patent foramen ovale and the absence of any atrial septal defect.”)

20. 法援署其後將C醫生的補充專家報告提供予大律師公會。透過「法律義助服務計劃」代表申請人的兩名大律師經考慮後均認為申請人沒有合理上訴理由，故決定不再於法律援助上訴代表申請人。

21. 法援署根據C醫生撰寫的兩份專家報告，認為劉女士未能證明她有合理理由獲得法援繼續進行HCPI 669/2016，故維持取消她的法律援助證書的決定。

22. 法援署亦有將兩名大律師的陳詞及C醫生的補充專家報告，於2019年l月21日夾附在署方的「取消法律援助的補充理由」供司法常務官參閱。

23.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周敏慧於2019年3月11日聽取劉女士及法援署代表的陳詞後，駁回劉女士的法律援助上訴 (下稱「司法常務官的決定」)，理由是她同意法律援助署署長的決定，及其決定的因由。

司法覆核申請

24. 就司法常務官的決定，劉女士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許可。於2019年4月11日，本席駁回她的許可申請。劉女士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於2019年9月18日頒發判案書，撤銷本席的判決並給予劉女士許可覆核司法常務官的決定。上訴法庭的判決理由如下：

“[12] 本庭看來，司法常務官認同法律援助署的決定，全部依賴C醫生補充報告說，以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來作辨別PFO或ASD診斷最好。但上訴人只做過一次這種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而TLL醫生2017年8月9 日的意見說MRI cardiac較echocardiography為準確，理由是不受到操作人員的技術影響，而Ｗ醫生2017年10月13日的ASD診斷是有MRI cardiac支持的。

[13] 但C醫生並沒有TLL醫生的報告，所以補充報告沒有評論echocardiography因依靠操作人員，所以不及MRI cardiac準確這一點，亦無考慮2014-2017 多名醫生都選擇做cardiac MRI，cardiac CT及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為上訴人診斷。

[14] 看來法律援助署沒有把這一點考慮在內，沒有向C醫生徵求進一步補充報告，及／或向本地其他專家或海外專家索取報告以確認C醫生的結論。

[15] 司法常務官同意法律援助署的決定，沒有考慮這方面的情況。本庭相信，若上訴人在周法官席前能提出這一論點並簡[潔]清楚述明，周法官理應會認為司法常務官忽略了考慮這方面的情況，從而認為擬提的司法覆核申請是有合理爭辯性的，因而給予上訴人司法覆核申請的許可。

[16] 基於這理由，本庭命令上訴得直，撤銷周法官的命令，給予上訴人許可申請司法覆核司法常務官周敏慧2019年3月11 日的決定。”

海外專家報告

25. 基於上訴法庭在判案書第13至15段中指出，C醫生的補充專家報告中沒有討論TLL醫生所指操作人員的技術對使用超聲心動描技術 (echocardiography) 或心臟磁共振成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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